同样都是变法失败，后人为什么对王安石和张居正评价完全不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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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安石，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和改革家。在文学上，他具有突出的成就。是“唐宋八大家之一”。除文学之外，王安石变法也是我们所熟知的，他变法的目的旨在改变背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。然而他的变法不仅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反对，后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。但同样是变法失败，明朝中期张居正的变法却赢得了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　　宋、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，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，因此，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，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，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。然而，

　　在制定改革方针，应该孰先孰后时，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，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。

　　王安石变法，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，而忽略了吏治改革。“农田、水利、青苗、均输、保甲、免役、市役、保马、方田诸役，相继并兴，号为新法，

　　颁行天下”。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“积贫积弱”局面，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，以俭财为先。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，

　　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、困民之举，遭到百姓反对，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，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。可见，

　　在吏治没有澄清、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，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。

　　和王安石相比，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。在他看来，“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，安民之要，惟在于核吏治”，否则，吏风不正，

　　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。“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，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”，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。正德、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，正是吏治腐败所致，

　　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。因此，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，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，而是先行改革吏治，于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

　　提出“考成法”。考成法的施行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，史称“自是，一切不敢饰非，政体为肃”，“虽万里外，朝下而夕奉行。”由此，

　　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，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、军事诸方面的改革，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，

　　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
　　在古代要革旧图新，同样要获得皇权的绝对支持。

　　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，王安石调入京师后，主持变法。此时宋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，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，

　　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。但是，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，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，对变法也动摇起来。同时，

　　宋神宗威力牵制王安石，把司马光、冯京、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，以牵制和监视变法。

　　而明神宗即位时，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，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，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，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。任首辅后，

　　张居正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，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，而他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，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，这样，

　　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，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。因此，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，张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，

　　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，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。

　　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，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。

　　王安石在变法时，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，特别对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，

　　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，王安石不积极争取反而是一律予以压制，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，壮大了对立势力，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。此外，

　　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。可见，王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，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，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，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，

　　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，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。

　　而张居正善于处理与同僚关系。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张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，一部分反对派的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，

　　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。不过在大权在握会有，张居正也对形势判断不清，凡反对改革，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，

　　他一概贬斥不用，给后期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我们知道了为什么都是变法改革，宋朝的王安石不如明朝的张居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