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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唐朝诗人都很想入仕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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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,但此时的社会乱象已日渐严重,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也逐渐突显,藩镇割据的现象已然形成。

  经过安史之乱的洗礼,盛世繁华已经不再,面对山河破碎、民生凋敝之态,中唐文人的气格都跌入了谷底,即便是有兼济之志,残破的现实也会使它冷却。

  内心激荡之下,中唐文人转而寻求内心的自适,于是他们的字里行间开始透出一种闲适的情致。

  这样一来,因时代风气的转变,陶渊明反而倍受重视,陶诗的地位也开始上升,在中唐诗人的口中,经常是以陶谢并举,而且陶渊明诗歌中的自适情趣也开始被中唐的广大诗人认可和接受,其中以韦应物和白居易最为突出。

  从此对隐逸的界定,似乎超越了外部的行为,开始向心灵方面过度,与此同时,理想也逐渐被世俗所同化。但是这一系列思想和行为其实只是中唐文人的自我安慰,他们不愿意面对残破的现实,所以只能在精神上寻求蕴藉,只能更多地强调独善其身,想以此来麻痹自己,忘掉现实。

  他们想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些,也因此只愿意享受官僚阶级所带来的实惠,而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,于是在为官过程中,把独善作为政治哲学,而且将其与隐逸观念相结合,提出了所谓“吏隐”或是“中隐”的概念。但是盛唐的影响依然在,因此也有一些中唐文人不满陶渊明,对其提出了批评,但大多是劝诫士人不要放弃仕途,格局都显得过于世俗和狭隘。

  再如李端的《晚游东田寄司空曙》称“莫作隳官意,陶潜未必贤”,贬低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行为,以此来劝解友人不要弃官而去。又如刘禹锡的《寓兴二首》其二云:

  “世途多礼数,鹏鷃各逍遥,何事陶彭泽,抛官为折腰。”

  这是中唐为数不多的格局较为旷大的作品,诗人政治热情极高,不愿放弃仕进一途,这首诗旨在寓兴,诗人只是以此来表达积极进取之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