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荀子怎么教出了李斯、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?

  荀子怎么教出了李斯、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?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。

  在我们印象中,先秦学派中的儒、法针锋相对,前者指责后者刻薄寡恩,后者痛斥前者流于虚伪。但在战国后期,当时的两位法家大咖——理论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、实践派的巨擘李斯,竟然都师从儒家大师荀子,这不禁让人大感意外。

  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:

  第一,战国各大流派本就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。

 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,但它们之间的关系,并非我们想象中与“江湖门派”类似、相互之间泾渭分明的派系。所谓的流派只是后世的分类,他们之间互相学习、吸收的情况极为常见,某位大师以一门学派为主、以其他流派为辅的混合模式也屡见不鲜。

  儒家一度占据绝对优势。战国初期,“非儒则墨”,儒家的影响力无与伦比,甚至连墨子最初也“学儒者之业,受孔子之术”;战国前期的吴起精通兵、法、儒,而他的儒学老师,就是孔子的徒弟曾子、卜子夏;推动魏国变法的李悝,也是吴起的同学。

  而荀子则是继孔、孟之后的第三位大儒,而且其理论极为浩瀚、丰富。年轻时,他曾游学齐国的稷下学宫。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文化中心,他充分吸收了来自各派的理论,并且形成了自己依儒家为主、以墨/道为辅的思想特点。

  所以李斯、韩非子都曾向荀子学习,也就并不奇怪:这种一个顶仨的多功能老师去哪找?

  但纵然如此,荀子作为儒家大师、却偏偏教出了两个法家的巅峰级大神,还是显得很怪异。

  这就源于本文重点探讨的第二点:荀子的“性恶论”是怎么形成的,以及这一思想造成的结果。

  在荀子之前,孔、孟两位大师的思想几乎是一脉相承的。

  春秋末期,面对礼崩乐坏的困境,孔子认为,想要恢复社会的稳定,必须要重拾周朝的传统宗法制度,君臣各安其位、各尽其责、各称其事;而要实现这一目标,不能仅仅依靠行政、暴力手段,必须做到以德治国。

  而儒家的道德核心就是仁,故而以德治国的中心思想就是施行仁政。统治者要提升自我修养、遵守周礼提倡的行为规范,形成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整套政治哲学。

  战国前期的孟子继承、发扬了孔子的思想,被后世尊为“亚圣”,也就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学宗师。

  结合当时越发混乱的现状,孟子结合孔子“性近习远”的思想,推导出了性善论:人的自然属性是善良的,皆有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恭敬之心、是非之心。只要让他们不被横加干涉、获得顺其自然发展的机会,将会水到渠成地走上正道,形成仁、义、礼、智的美好品德。

  正是人们的善心,才让实行仁政具备了土壤。孟子认为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,只要君主心怀“不忍人之心”,关心百姓疾苦、减轻人民负担,使他们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;在此基础上,再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,依靠温和的感化就能实现政权的安稳。

  荀子活跃于战国后期,也许是在稷下学宫充分接触了各派理论,抑或是被齐湣王被虐杀的惨状、长平之战的残暴战局所震撼,荀子对人性的判断与孟子完全相反:它是恶的。

  人们天生就具备各种欲望,即“目好色,耳好声,口好味,心好利,骨体肤理好愉逸”,几乎涵盖到各个方面;

  但在现实中,由于条件所限,绝大部分人的欲望都很难得到满足。若不加干涉,他们自然会为了争夺资源而开展争斗,甚至无恶不作。

  因此,人性之恶天生就有,如果不加管束、改造,社会必将面临混乱。

  那么人性之恶能否被控制、改进呢?荀子认为人定胜天,只要方法得当,“制天命而用之”,完全可以改变人们恶的天性。

  但在具体方法上,荀子则强调内、外两大渠道。

  首先,当然是儒家提倡的礼义道德,以此降低人们对物欲的节制,减少争夺与冲突,消磨部分恶的本性。

  其次才是荀子与传统儒家的区别。在他看来,既然人性是恶的,那么只依靠教化显然存在漏洞,外在强制力量不可或缺。

  所以荀子提出,礼义道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,它必须建立在刑和法之上。“治之经,礼与刑”,即礼与刑是治国的根本所在。

  基于以上理论,荀子对于君主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。

  在孔孟看来,所谓的“圣主”,关键要具备仁爱之心;而荀子则提出了更加多元立体的标准,只有至强、至辩、至明的“圣人”,才能担负起治国的职责。也就是说,想要统治好一群“恶人”,君主本身必须足够全能、优秀。

  性恶论、圣人为王,结果就是君主专制。这就不难理解,为啥荀子的门下会出现韩非子、李斯这两大登峰造极的法家人物。

  但荀子之所以不属于法家,关键在于这一点:

  荀子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、奖惩刑罚为辅;法家只强调惩罚和利诱,对教化毫无兴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