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

康熙何以推重程朱理学?其实用性已经得到证明

  某大讲堂某教授讲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时,说她至今都弄不懂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,为何喜欢汉族文化。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的序言中,早已回答了教授的疑惑:“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,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,如果没有这种适应,那么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。这也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可见到的一种事实,即奴隶成了主人,征服者很快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,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。”说得具体一点,为了巩固政权统治,必须适应和采用多数的、先进民族的文化思想和语言风俗,必须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利益,把自己的统治思想也赋予普遍性的形式。例如清朝康熙就比元统治者聪明,没有把本民族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,相反,他却采用了汉民族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。康熙何以选择儒家,而且特别看重程朱理学呢?

  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,其间儒道释为三大家。道家讲虚无,佛门倡色空,能作为规范指导天下的统治思想吗?不能。康熙的认识非常明确:“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,无益有损。梁武帝酷好佛教,舍身于寺,废宗庙之血食,以面为牲,竟饿死台城。宋徽宗好道,父子皆为金虏,此可鉴也。”(《康熙起居注》十一年三月)不过以宋明而论,儒家中有陆九渊、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与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。那么,康熙倾重何家?陆王主张“心即是理”,连六经皆可是我的注解,强调主观作用,和佛道两家相似,都不可能给清统治者多少存在的空间。而程朱讲求的天理说,恰合清统治者顺天应人,应天之理来取代明代气数已尽的统治和李自成农民政权的理论根据。因此,从康熙十一年始,由张玉书、熊赐履、李光地、汤斌等分讲四书五经时又讨论董仲舒、二程及朱熹倡导的理学名实,《通鉴纲目》的要点,赐董仲舒庙“阐道醇儒”匾额。康熙十四年更手批《性理大全》,几十年后又责令李光地编《御纂朱子全书》,可见康熙对理学的重视。

  然而,仔细体味《康熙起居注》和蒋良骐、王先谦先后编辑的《东华录》,康熙推崇的当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体系。因儒家的实用理性精神已渗透人们心中,为历代统治王朝奉为统治思想,康熙在《日讲四书解义序》中写道:“万世道统之传,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……论政与学,天道王道之全,修己治人之要,具在《论语》一书……道统在是,治统亦在是矣。”毫无疑问,康熙无论是专儒,或者推扬程朱理学,都是为了现实的统治需要,是外儒内法,可不是天真的知识分子们幻想的道德化的政治。所以,康熙张扬程朱理学的同时,又反对理学家们言行不一、空论理学:“朕平日读书穷理,总是要讲求治道,见诸措施。故明理之后,又须实行,不行,徒空谈耳。”康熙二十二年,又批评理学家们“终日讲理学,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,岂可谓之理学?若口虽不讲,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,此真理学也”。原来,那个“真理学”是有利于现实治统,而不是书斋内的高头讲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