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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卫青的军事能力究竟如何?

  历史上卫青的军事能力究竟如何?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。

  近来发现一种观点,“卫青军事能力一般,只是靠国力碾压才能打败匈奴”。这些然是一种历史认知偏差。

  卫青的战功、名望,是靠实打实的能力赢来的。在他出马之前,西汉面对匈奴基本没赢过;当他和霍去病去世后,面对被严重削弱的匈奴,西汉却打得非常痛苦。

  当初的白马之围后,务实的刘邦不得已放弃了以武力击败匈奴的设想,改为交好、和亲政策。

  但俗话说得好,战场上无法赢得的,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。虽然明白自己不可能兵入中原、所以借驴下坡接受和亲,但冒顿单于及其后人为了博取更大的利益,并未完全放弃武力。其后的数十年间,他们的要求一旦没被满足,就策马南下。对此,西汉几乎没有太多的办法。

  比如,当刘敬奉命送皇族公主出嫁,还承诺每年奉送一定数量的钱粮、布匹、食物后,双方的和亲落到实处。但冒顿单于的南侵行为只是“乃少止”,稍微中止。

  仅仅三、四年后,汉朝燕王卢绾反叛,匈奴不仅予以接纳,还纵容其屡屡袭扰上谷以东地区。

  其后历任西汉统治者在位期间,匈奴都没有放弃武力胁迫。如在汉惠帝期间,冒顿写信“调戏”吕后;

  公元177年5月,匈奴右贤王大举侵略河朔地区,“侵盗上郡保塞蛮夷,杀略人民”,汉文帝征发8.5万人前去迎击。但面对敌人的大队骑兵,以步兵为主的汉军几乎毫无办法,对方呼啸而来、扬长而去,汉军连敌军激起的烟尘都看不到。

  后来,随着中行说投靠匈奴,在其鼓动下,匈奴老上单于加大了对西汉的袭扰。

  公元前前166年,老上单于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,他们长驱直入、烧杀抢掠,“虏人民畜产甚多”,回中宫被烧毁,兵锋直达关中地区的甘泉宫。

  汉文帝调动了十余万骑、步、车兵予以抵抗,但仍旧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摸着,匈奴人在长城内肆无忌惮了一个月才撤。

  鉴于汉军的拉胯表现,匈奴人越发肆无忌惮,史称“匈奴日已骄,岁入边,杀略人民畜产甚多”,几乎每年都大举南下。即使面对这等羞辱,力有不逮的西汉也只能送信求和。

  但后来匈奴军臣单于继位后,再次断绝和亲关系,大举进攻上郡、云中郡,杀人越货、无恶不作,令西汉北地苦不堪言,汉文帝只好调动周亚夫等将军驻扎边境附近,长年累月做好防御准备。

  接下来孝景帝在位期间,仍旧采取和亲、互市、送礼等方式拉拢匈奴,但即使这样,对方虽没大的大的侵掠行为,但小规模的骚扰活动几乎没消停过,

  汉武帝即位后,依靠历代积累下来的雄厚物力财力,决意对匈奴发起反击战。公元前133年,他调动30万步骑,交由韩安国、李广、公孙贺、王恢、李息等人指挥,试图将匈奴单于引入马邑围而歼之。

  但现实很残酷,对方发现苗头不对、并未中计,各路汉兵这才连忙追击,但要么没赶上,要么听闻“单于兵多,不敢出”。汉武帝气得够呛,表现最差的王恢不得不自杀谢罪。

  自此之后,匈奴更加肆无忌惮,各种规模的入侵不计其数。但汉军几乎毫无办法,一直到4年后,由于一个将领的出现,局面才得到改观。

  公元前129年,匈奴再次入侵上谷郡,杀得不亦乐乎。而汉武帝经过多年的准备,派出了四位将领迎战,分别是:车骑将军卫青,骑将军公孙敖,轻车将军公孙贺,骁骑将军李广。他们各率1万骑兵,从四个方位出击。其中,只有卫青是初出茅庐,其他三位都是老将。

  但战果却让人大跌眼镜:公孙贺一无所获,压根没打上仗;公孙敖惨败,战损七成;李广全军覆没,他本人被俘。初次领兵的卫青,却攻到匈奴的老巢龙城附近,斩俘700多人。

  别看只有700人,但这却打破了匈奴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这就如同一个常年考试0分的学生突然拿到30分一样,虽然还是不及格,但突破性的意义不言而喻。

  对于卫青为何能实现零的突破,史书解释是“善骑射,才力绝人;遇士大夫以礼,与士卒有恩,众乐为用,有将帅材”,所以“每出辄有功”。也就是说,他就是个难得的将才。

  从此之后,卫青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西汉军队的顶梁柱;在他的带领下,汉军逐渐建立信心、积累经验,面对匈奴获胜逐渐成了习惯,战场上的天平不再是一边倒。

  公元前128年,卫青、李息各率3万骑兵出塞,卫青所部斩杀匈奴数千人;

  下一年,卫青、李息从云中郡突然出击,采取迂回包抄之策,袭击了匈奴防守薄弱的河套地区,斩俘数千人,抢得牛羊百余万头。这就是“河南之战”,汉朝的北部边防线推至黄河沿岸,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地区的威胁,这也是汉匈战争史上的重要转折点。

  到了公元前124年,卫青率各部汉军出击匈奴右贤王,经过六七百里的长途奔袭,俘获匈奴王公贵族10多人、百姓1.5万口、牲畜百万余头。这再次刷新了汉军的战功,兴奋的汉武帝派人手持大将军印赶赴边塞,在军中当众拜卫青为大将军。

  当然了,随着霍去病的横空出世,西汉的武功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。但在这之前,卫青是第一个、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带领大兵团与匈奴骑兵掰手腕的将领。他凭借稳健的作风、扎实的调度、有力的掌控,在中原军队并不擅长的领域屡立奇功。

  比如在公元前119年的远征中,在探得匈奴单于所在方位后,汉武帝把最精锐的部队调给霍去病,希望由其与对方主力交手。但由于情报有误,最终与霍去病交手的是匈奴左贤王;而卫青大军在度过沙漠后,面对的则是早已列好阵势的匈奴主力。

  但卫青并不忙乱,他首先以战车为屏障、抵消匈奴的机动优势,再以5000精骑与敌人万骑鏖战,随后趁着战场风起、派兵抄袭敌军主力两翼。经过近一天的血战后,主场作战的匈奴人首先崩盘,匈奴单于趁乱逃走,汉军斩俘1.9万人。

  对了,正是在此战中,李广所部因迷路未能及时赶到,错失了对匈奴单于的合围。战后,他因此而自杀。

  可以说,通过卫青、霍去病的努力,汉朝基本消灭了匈奴的有生力量,将对方赶到漠北,对方从此再也无法对中原形成有效威胁。但在从公元前103年开始,双方再次爆发战争后,汉朝却败多胜少。

  当年,赵破奴率领2万骑兵,被匈奴左贤王的8万骑兵打到全军覆没;

  公元前99年,李广利兵出酒泉,期间被匈奴大军围困,3万将士损失近7成;

  公元前97年,李广利、公孙敖率军十多万分道出击,再次失利;

  公元前90年,李广利率领7万大军深入漠北,却先胜后败、最终全军覆没。

  由此可见,击败匈奴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简单,除了卫青、霍去病,其他西汉将领并不具备指挥大兵团与游牧骑兵决战并获胜的能力。

  那么,为什么一些人会认为“卫青军事能力一般,只是靠国力碾压才能打败匈奴”?就是“舆论霸权”的威力:《史记》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

 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:除非恰巧处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,否则,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知,普遍来自于“权威”。但所谓屁股决定脑袋,“客观公正”只是个相对概念,即使贵为专家,也会因阶层、阅历、现实利益、个人好恶,或主动、或被动地产生一定的立场偏好,从而影响人们的观念。

  在古代,这一规律同样适用,即使贵为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。作为史学界的标杆,司马迁的治学精神、学术成就毋庸置疑。他的作品《史记》无愧为中国史书的典范,是我们了解从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历史的首选史料,足矣对每个人的史观产生深刻烙印;后人对那一阶段历史人物的看法,或多或少受其影响。

  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,想要完全摆脱所在阶层、特殊经历的影响,实属强人所难。

  真实历史上战功平平的李广,在《史记》中独占一篇列传;而改变了汉匈战争格局、为西汉立下不世战功的卫青霍去病,却只能共用一篇。

  而且,对于李广,《史记》不吝溢美之词;而在《佞幸列传》中,司马迁却有意无意提到:“内宠嬖臣大抵外戚之家,然不足数也。卫青、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,然颇用材能自进”。

  由此可见,在涉及到李广、卫霍时,一向公正的司马迁却难免体现出了个人偏好。究其原因,大致有两方面。

  其一,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司马迁明确表示自己写史是为了避免“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”,可见,由于出自世代史官家族,他身上带有浓烈的传统士大夫气息。这种传统士大夫,对于李广这种终生难以封侯的武将世家,难免会“心有戚戚”;而对于出身奴仆、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心的卫青,不免会透露出些许不满。

  其二,个人惨痛经历的影响。公元前99年,在李广利出击匈奴时,李广之孙李陵以5000步兵与匈奴8万骑兵鏖战多日,最终粮尽矢绝而降。汉廷对此进行讨论时,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辩解,并且暗讽李广利的失败。汉武帝勃然大怒,对司马迁痛施“腐刑”。堂堂男儿竟遭受如此奇耻大辱,司马迁刻意提及卫、霍的“外戚”身份,其实也情有可原。

  但纵然如此,从整体来看,司马迁对卫青、霍去病的卓越贡献并没有隐晦、扭曲,结合他的记载,这两位英雄开天辟地的壮举完整呈现在后人的眼前,让我们对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有了直观的认知。至于在涉及到李广时的偏好,其实也可以理解,谁不欣赏这种孤胆英雄似的人物呢?但若要真正改变历史,只能依靠沉稳内敛的卫青、天纵英才的霍去病。